政協(xié)委員嚴慧英：與前輩精神同行

“做的事情越多，視野越大，經(jīng)歷越豐富，越能感受到來自前輩的那股精神力量。”嚴慧英說自己的每一步，都是在“踐行”。

◆嚴慧英簡介

全國政協(xié)委員，中國集團公司促進會副秘書長，九三學社第十二、十三、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委員。

嚴慧英的爺爺，是嚴濟慈——著名物理學家、教育家，中國現(xiàn)代物理學研究奠基者之一，同時還是第六、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、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及名譽主席，中國科技大學校長，中國科學院副院長。不過，小時候的嚴慧英并不知道，自己有個“不一樣的爺爺”。

她眼里的自己，就是一個從江西到了四川又到了北京，一口南昌口音花了很久時間才融入環(huán)境的“丑小鴨”，一個在理工科家庭包圍下成長起來偏偏“愛讀小說”的小女孩兒，一個到了國外用力生活奮力打拼的留學生……人生似乎并無受惠于他那個事事要求嚴格的爺爺。

也是在很久以后，嚴慧英才明白，什么是爺爺?shù)?ldquo;不同”，什么是經(jīng)歷的寶貴，什么是前輩留下的財富……

“嚴肅得很”的爺爺

小時候，嚴慧英覺得，生活對自己并不是很公平。

1964年，嚴慧英出生40多天，母親胡立生就把她放到了江西南昌姥姥家。父母要到四川支邊，無法照看兩個孩子，他們只能先帶上大兩歲的哥哥。

姥姥待人溫和有禮，事事為人著想，嚴慧英至今認為，“有很多對人生的理解都來自她”。但對孩子來說，父母的關(guān)愛終究無法取代。然而，一直等到7歲，嚴慧英才終于有機會，去往成都上學，與父母一同生活。

時值“文革”，小小的嚴慧英尚未在與父母的相處中嘗到甜蜜的滋味，幾個月后，父親嚴雙光就在一場劫難中，“突然沒有了”———那時候，她甚至還沒有習慣管爸爸叫“爸爸”。

父親去世后，嚴慧英和哥哥一起被接回北京，開始和爺爺嚴濟慈、奶奶張宗英一起生活的日子。在北京站口北邊一個院子里，度過漫長又短暫的少年時光。

當時的爺爺奶奶已經(jīng)過古稀之年?？吹竭^世兒子留下的一雙兒女，心中的傷痛就像一塊不時被翻起的瘡疤，隱隱作痛。剛到北京的嚴慧英，還經(jīng)常會看到奶奶一個人坐著，暗自垂淚。

“但畢竟年紀比較小，有些事并不真的理解。”嚴慧英就在爺爺奶奶身邊，帶著說不出的心事，一點點長大……回想起與爺爺相處的過往點滴，嚴慧英感受最強烈的，就是“爺爺對于品德習性的嚴格要求”。

當時爺爺家有一部電話，嚴慧英和哥哥都會主動去接。有時候接過后就直接掛掉了，爺爺看在眼里，總會皺起眉頭：電話機旁邊有紙和筆，一定要把來電人的信息記下來，及時跟爺爺奶奶說明情況，以免有漏接。當時的嚴慧英尚覺得“這不是多大事兒”，爺爺卻是“嚴肅得很”。

家里來客人，爺爺也定會要求嚴慧英和哥哥，“自己去開門！”不管是后來在國際物理學界聲名顯赫的李政道、楊振寧，還是送信的郵差，爺爺都是一樣的要求：送客人時要把人送到門口，認認真真說“再見”。

“大家圍坐一桌吃飯時，爺爺一定要等大家都坐好，才能一起動筷，小孩子餓急了也不行，而且只能吃眼前的那道菜，如果想吃遠處的菜，那就把盤子換過來。”

甚至放學路上捎帶買面條，被多找了幾分錢。爺爺奶奶也會要求嚴慧英再走回一大截路，把錢退回給店家……后來長大，嚴慧英才明白，爺爺奶奶這些嚴厲的要求背后，是對于“定要尊重別人”的堅持。

嚴厲之余，也有來自爺爺奶奶的脈脈溫情。

“爺爺五點多就會起床，為我們做早飯。”“爺爺奶奶那時候年紀大了，已經(jīng)不怎么吃肉了。但我愛吃餛飩，爺爺就每周都煮兩三次，陪我一起吃。”“看我手凍腫成小蘿卜，奶奶把從前在法國留學時候的禮服翻出來，做成了保暖手套。”……

也是在長大之后，嚴慧英才意識到，在少年的煩惱憂愁之外，擁有過一段最溫暖的時光。那個“會在冬天的早晨戴著一個瓜皮帽，在院子里劈柴敲煤塊”的古板爺爺，一直在用心陪伴和養(yǎng)育著她。

“科學之光”嚴濟慈

在爺爺家會客廳最顯著的地方，有一幅他的鉛筆素描像，嚴慧英7歲到爺爺家看到時，紙張已經(jīng)泛黃，筆觸依然清晰可辨。她也是后來才知道，畫像下面那一行法文小字的意思：“致我的朋友嚴濟慈———科學之光，徐悲鴻”。

那是1927年從法國大學理學院拿到物理學博士學位回國的郵船上，徐悲鴻為嚴濟慈所畫。而那行題字，既寓含著嚴濟慈研究的光學和他的字號(字慕光)，又表達了徐悲鴻希望嚴濟慈能成為祖國的“科學之光”，照亮當時黑暗中國的心愿。

徐悲鴻的心愿，也是嚴濟慈的希望。

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(fā)，時任國立北平研究院物理學研究所所長的嚴濟慈，正代表中國出席在法國巴黎召開的國際文化合作會議，他在會上強烈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，呼吁國際社會阻止日寇妄圖轟炸北平的暴行。在接受法國《里昂進步報》記者采訪時，他說：“中國人民的抗戰(zhàn)是正義的事業(yè)，不管戰(zhàn)爭要持續(xù)多久，情況多么險惡，最后勝利必將屬于中國人民。我將和四萬萬同胞共赴國難。我雖一介書生，不能到前方出力，但我要和千千萬萬中國的讀書人一起，為神圣的抗戰(zhàn)奉獻綿薄之力。”發(fā)言一時間傳遍五湖四海。

隨后，在國民黨元老李石曾推薦下，嚴濟慈和中共領(lǐng)導人吳玉章、法國物理學家郎之萬教授聯(lián)絡(luò)，積極開展抗日救國的宣傳工作。1937年從法國回來后，無法再回到被日本侵略者占領(lǐng)的北平，嚴濟慈便取道越南河內(nèi)到達昆明，暫時放下自己的科學研究，主持籌建了北平研究院駐昆明辦事處。

在昆明，為適應戰(zhàn)時需要，嚴濟慈帶領(lǐng)研究所的人員，投入軍需用品的研制工作。在條件十分艱苦、設(shè)備極端簡陋的情況下，他自己動手研磨鏡頭，測量焦距，先后制造出1000多具無線電發(fā)報機穩(wěn)定波頻用的石英振蕩器，300多套步兵用的五角測距鏡和望遠鏡，還制造出500臺1500倍顯微鏡……物理所幾乎成了一座兵工廠。這段時間，他還培養(yǎng)出了一批年輕的光學工人，為后來新中國第一個光學精密儀器研究所的建立，創(chuàng)造了條件。

嚴慧英曾聽奶奶說起，“新中國成立那天，爺爺歡欣得像個孩子。”經(jīng)歷抗戰(zhàn)10年輾轉(zhuǎn)、專業(yè)擱置，新中國成立后，嚴濟慈心想，終于可以有一間安靜的實驗室，開始自己熱愛的科學研究了。但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與嚴濟慈的一番談話，卻改變了他此后的人生軌跡。

郭沫若希望嚴濟慈出任中國科學院辦公廳主任，同他一道，為新中國的科技事業(yè)貢獻力量，搞好中國科學工作者第一大組織的管理工作。

嚴濟慈起先是拒絕的，他太渴望回到實驗室了，“一個科學家離開他的實驗室，他的科學生命就結(jié)束了。”但是郭沫若“假如能夠使千萬人進入實驗室，那么我們的工作還是有價值的”這句話，最終還是觸動了嚴濟慈。他答應了。

嚴濟慈知道，為使科學研究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生根，有許多工作需要從頭做起，除了實驗室的研究工作，還需要制定發(fā)展科學的藍圖，需要從事科學管理的人。

1958年6月，中央同意中國科學院創(chuàng)辦科技大學的請求，嚴濟慈此時已年近花甲，但他全力投入學校創(chuàng)建。上世紀80年代初，已過耄耋之年的他，還與李政道合作，舉辦中美聯(lián)合招考赴美物理研究生項目，并擔任招考委員會主席，在國內(nèi)招考與物理有關(guān)專業(yè)的大學畢業(yè)生赴美攻讀博士學位。現(xiàn)在，他們中的許多人已成為中國科技領(lǐng)域的領(lǐng)軍人物。

后來，對照爺爺?shù)?ldquo;事業(yè)年表”，嚴慧英才知道，當年她爺爺和他的朋友們，那些聊不完的話題，艱深的內(nèi)容，到底是什么——她還記得，當時茅以升家與爺爺家相隔一條馬路，“茅老來家里跟爺爺討論問題，一坐就是一個下午，結(jié)束時爺爺會送他過馬路，結(jié)果聊著聊著茅老又送爺爺回來了，有時來來回回好幾次，話題還沒結(jié)束。”

他們的話題指向，正是嚴濟慈畢生的探尋與追索———“國家的發(fā)展最終要靠科技，作為科學工作者，就要用畢生的精力，將科學的種子深耕中國土地，用科技之光給中國大地帶來光明和希望！”

歲月奔流，嚴慧英也切身感受到，科技發(fā)展帶給一個國家的自信自立自強，爺爺留在她兒時、年輕時代的印記，也越發(fā)讓她對嚴濟慈這一代開拓我國科技事業(yè)的愛國科學工作者充滿敬愛。

與爺爺“并肩”九三學社

因為爺爺?shù)难眨瑖兰页蓡T一個接一個奔著理工科學術(shù)殿堂而去。1984年，歷史學家周谷城還特意給了嚴家一個封號：“小科學院”。他還為嚴濟慈寫了一首七言律詩，“五子登科開學運，一家小院有科名”，贊美嚴家對于科學強烈的熱愛和無止境的追求。

不過，雖然慢慢長大的嚴慧英能體會到爺爺對科學無與倫比的愛，卻始終無法融入，“比起學習理工科，我好像更愛讀小說。”

發(fā)現(xiàn)了這一點后，她便在“是不是做自己”這個問題里苦苦打轉(zhuǎn)。讀大學時候選的是理工科專業(yè)，后來去美國留學，也是理工科。但心里始終是有苦惱的，“我還是更喜歡讀文學書籍，更喜歡文字和語言表達。”

雖然“爺爺這一點很寬容，沒有提出任何關(guān)于學科的要求”，但后來在美國轉(zhuǎn)讀完MBA，投身商海的嚴慧英，依然對自己的選擇“不能釋懷”，我是不是做了錯的選擇……也是在很久以后，嚴慧英才真正接受了這一點。“這個選擇，也算是回應了爺爺‘善于實事求是’的要求……”

上世紀80年代在美國的留學生活，也是嚴慧英在爺爺奶奶家住了十幾年后第一次獨立生活。她迫切想向這個家庭、向爺爺證明：自己可以。

美國西北的蒙塔納州，冬天足有零下40攝氏度，第一學期初到當?shù)?，口袋里一共只?00美金生活費的嚴慧英，只能去超市買來土豆，回到宿舍煮著吃。

“每一塊面包都要自己掙”，在國內(nèi)生活條件尚算不錯的嚴慧英，不得不邊讀書邊到處打工……而這份艱辛，也讓她對家庭有了更多平和認知，“其實家里一直是溫暖的。”

上世紀90年代，在美國已經(jīng)工作數(shù)年的嚴慧英，毅然決定帶著兩個孩子回國了，“我的祖國，機會正多。”

回國后，除了在商業(yè)資源上努力架起中國與西方的橋梁，嚴慧英心里最大的事，就是加入九三學社——1948年，嚴濟慈加入九三學社，此后，歷任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、九三學社中央名譽主席。爺爺是九三學社的發(fā)起人之一，九三學社也寄托著爺爺“科技報國”的心。“從感情上，始終很貼近。”

嚴慧英心里想的還有，即便沒有從事科研工作，但可以從九三學社這個方向切入，為國家發(fā)展、民生福祉，盡一點力。

不過，嚴慧英沒想到，加入九三學社的過程，頗為漫長和曲折。從1999年開始，嚴慧英每年都遞申請，卻年年都石沉大海，她還曾去到九三學社北京市委咨詢、請求，依然沒有下文。直到2004年，通過歐美同學會的“迂回”，才終于如愿以償，成為九三學社北京市東城區(qū)支社的一員。

加入九三學社后，嚴慧英漸漸養(yǎng)成了堅持寫作、總結(jié)建議的習慣。這個寫東西的過程，也讓嚴慧英慢慢感覺“進一步了解了社會、自己責任感比較重了”。2006年，聽到九三學社王選關(guān)懷基金正式成立的消息后，嚴慧英幾乎是不假思索，捐贈了基金成立以來的第一筆款項。她帶著一封飽含深情的書信及2萬元人民幣來到九三學社中央。信中說，“我深深地被王副主席的科學精神和奉獻精神所感動，作為一名九三學社的普通成員，很高興有機會可以為本學社貢獻自己的微薄之力。”

“了不起的九三人”

加入九三學社后，嚴慧英對于國內(nèi)社會生態(tài)的了解越來越深，視野越來越寬廣，“朋友圈”覆蓋面也越來越大。她認識了一眾“了不起的九三人”。

“我特別高興地看到，爺爺參與創(chuàng)辦的這一民主黨派里，有這么多真誠純粹、有力量的成員。”

嚴慧英在成為十一屆全國政協(xié)委員后參加一次會議，與同為“九三人”的北京大學醫(yī)學部教授吳明分住同一房間。“前一天睡覺時，吳教授還沒有回來，第二天醒來時，就看到她把毛巾搭在臺燈上，正認真批改學生的論文。”吳明對于教學科研的熱誠，對于他人的關(guān)照，讓嚴慧英至今想起來，仍非常感動。

同樣讓她觸動的，還有中國科學院大學的盲人教授楊佳。同為全國政協(xié)委員和九三學社成員，嚴慧英與楊佳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。

一次，一位攝影師朋友在國家圖書館辦攝影展覽，邀請了嚴慧英。嚴慧英在跟楊佳的電話中，順口就邀請了楊佳，“你來不來看？”

話一出口，嚴慧英就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。不過，更讓她驚訝的是楊佳的反應，“我去！”

那一次，嚴慧英就帶著兩個孩子，接上楊佳，一起去看了攝影展。“沒想到，楊佳是全場‘看’得最全面最認真的那一個。”嚴慧英回想當時，楊佳認真地聽每一幅作品的講解，聽攝影師講拍照時為什么站在那個方位，為什么選取那個角度……嚴慧英被結(jié)結(jié)實實地打動了，她拉過兩個滿場跑的女兒，語重心長，“你們看，雖然楊佳阿姨看不見，但是她‘看’到的比我們都多?。?rdquo;

“我真真切切地看到，一代一代‘九三人’的良好精神面貌，不懈的努力與追求，對他人的尊重和關(guān)懷。”嚴慧英驕傲能身在這個群體，也更想通過這個群體，發(fā)揮更大更好的作用。后來，這些“九三朋友”，也如愿成為各自在社會議題上最得力的伙伴，一同調(diào)研、建言、追蹤，為社會事務(wù)鼓與呼。

公共場所禁煙、關(guān)注塵肺病患者等提案和建議中，都能看到他們的名字。其中，對塵肺病患者權(quán)益保護的關(guān)注和建言，也正是他們花精力最多的一個領(lǐng)域。

2013年，偶然參加了一次關(guān)于塵肺病研討會后，嚴慧英被這些塵肺病患者的痛苦遭遇觸動了，決定加入為塵肺病患者奔走呼喊的行列。后來，嚴慧英積極組織協(xié)調(diào)，與全國政協(xié)委員周秉建、楊佳、侯露等一起，到昌平和房山的醫(yī)院，對塵肺病患者情況進行實地調(diào)研，與醫(yī)院相關(guān)負責人溝通，完整了解塵肺病人的病情、狀態(tài)、治療方案等等。后來，她們也把調(diào)研所得充分用了起來，“到全國政協(xié)大平臺建言！”

2016年兩會前夕，九三學社聯(lián)手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大愛清塵基金、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善舉基金等社會公益組織，組織召開推動解決農(nóng)民工塵肺病問題“議案”“提案”座談會，并在當年的兩會上，積極發(fā)聲。至此，在九三學社，對塵肺病的關(guān)注，真正從“個人”升級成了“組織”。

這個過程中，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邵鴻也加入了推動解決塵肺病農(nóng)民工問題的群體，參與調(diào)研和討論，提交相關(guān)提案，致力提升塵肺病患者群體的生命質(zhì)量，也為他們的家庭分憂。去年底，九三學社中央主席武維華履新，第一次工作交流中，嚴慧英即向他匯報了他們在推動塵肺病患者問題解決中所做的工作，武維華主席也及時反饋，要將其作為一項重點工作，納入九三學社精準扶貧活動中，積極推動塵肺病患者家庭扶貧……“九三人”的行動力，“九三人”的社會責任感，讓嚴慧英感慨、感動。

以專業(yè)的科學精神建言

幾年前認識塵肺病后，嚴慧英的生活就跟這個群體緊緊聯(lián)系在了一起。

不僅是能連續(xù)數(shù)年調(diào)研、寫報告、總結(jié)，到更大平臺上鼓與呼。嚴慧英還成為了“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大愛清塵基金”的一員，不僅自己加入，還拉上自己的女兒做志愿者，關(guān)心每一個塵肺病患者的命運，努力幫助解決塵肺病患者的困擾，還資助了不少塵肺病家庭的孩子……

讓嚴慧英欣慰的，不僅是大家的努力改善了塵肺病患者的生活質(zhì)量，更是“關(guān)懷的傳遞”。她高興地看到一些塵肺病患者獲得繼續(xù)積極生活的信心，更高興他們后來主動加入公益組織成為志愿者，再去感同身受地關(guān)心別的患者……

就在不久前，嚴慧英還收獲了一次來自塵肺病患者的意外感動。一個她幫助和資助過的塵肺病患者，寫了首小詩，看得嚴慧英淚流滿面，“從認識你的那一刻起，你用你的溫柔和善良，守候著我的痛苦和悲傷……”

“他們的感謝，不是我去做這件事的目的，但卻是我獲得的最好報償。”嚴慧英說自己沒總結(jié)梳理過，卻也不得不承認，人生所做的每一個重大判斷和決定，都離不開家庭，離不開爺爺?shù)挠绊?，不論是讀書、留學、歸國、加入九三、做慈善……甚至作為政協(xié)委員的態(tài)度和方式，都有爺爺說話做事的影子。

做一切事情都必須尊重事實，堅持講真話，就是嚴濟慈的原則。1979年“五四運動”60周年紀念會，曾請嚴濟慈去發(fā)言。他沒有去，“‘五四運動’主要發(fā)生在北平，我當時在南京，不能代表知識分子講話。”

在政協(xié)，嚴慧英也將這一特點及時“發(fā)揚光大”。

“不提不痛不癢的建議，問題要跟專業(yè)群體確認是真問題，建議要咨詢專業(yè)人士是真建議。”已做兩屆全國政協(xié)委員，嚴慧英的每一件提案都是負責任精心打磨的結(jié)果，只要問題真建議實，她并不太介意是否會觸碰到相關(guān)利益群體的“蛋糕”。治理水污染、確保食品安全、明確電影分級制度，改進政協(xié)提案工作方式等等，都是科學求證后提出的客觀建議。

2018年全國兩會在即，對于嚴慧英來說，除了一如既往關(guān)注塵肺病群體之外，她還在醞釀關(guān)于加強學生公民意識教育的建議，“在這方面的教育，我們還很有提升空間，要讓孩子們真正學會獨立思考，提升公共事務(wù)的參與感、社會責任感。”

潛移默化中，真誠做人、踏實做事、尊重科學、尊重他人，以科學精神做事講話……也都成了嚴慧英的信條。“做的事情越多，視野越大，經(jīng)歷越豐富，越能感受到來自前輩的那股精神力量。”嚴慧英說自己的每一步，都是在“踐行”。